北大文科第一教室舊影
北大第一院大門舊影
關于北大廢止講義的文科學長布告（部分），原載于《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3月1日
1918年北大秋季開學典禮紀事（部分），原載于《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9月21日
陳大齊《心理學大綱》，“北京大學叢書之二”，1918年10月商務印書館初版
蔡元培、陳獨秀合影，攝于1918年6月
◎肖伊緋
蔡元培擬訂“八戒”條例，發起“進德會”
話說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正式履職）以來，力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在校內學科與學術建設上，其“破舊立新”之舉可謂層出不窮、不遺余力。首先是推舉《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并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新派”人物，大力支持新文化運動，“德先生”與“賽先生”也隨之被請進了校園，校風學風頓時為之煥然一新。
再者，在蔡元培的影響與授意之下，北大校方還相當重視在哲學、美學、藝術等人文修養方面對學生的薰陶與培養，不但曾邀梁漱溟講授印度哲學，還請吳梅講授古典戲曲，又聘請陳師曾、徐悲鴻等出任畫法研究會導師。諸此種種廣納賢才、革新教學之舉，不但對學生個體成長起到了多元多維度的助益，更對當時整個社會民眾的教育意識產生了深遠影響。
除此之外，蔡元培還相當注重德育，將北大師生的人格品質、道德操守，視作校風學風之基礎，也因之將德育視作智育、美育之先導，始終予以高度關注。1918年1月19日，蔡氏在剛創辦不久的《北京大學日刊》第50號上撰發《北京大學之進德會》一文，從“公德”與“私德”的辨析著眼，以“私德不立，公德何在”為原則加以號召，又以“私德不修，禍及社會”為告誡加以勸勉，號召廣大師生以身作則、從自己做起，立身修德，既追求個人道德人生觀的進步，又推進整個社會道德價值觀的進步。
基于此公開號召與勸勉，蔡氏決定要在北大校內發起“進德會”這一組織，并制定了申請入會的相關條例。這些條例歸結起來可以簡括為“八戒”，即八個方面的敗德惡習之“戒除”。
此文一經發表，北大擬辦“進德會”的消息一經傳出，校內外即刻產生了較大影響。不久，1月28日，遠在上海的《時事新報》《民國日報》也競相轉載此文。2月3日，《時事新報》更是將“八戒”之說十分簡明生動地表述了出來_
“北京大學十余年來校風不見優良，教員學生每酣嬉無度，校長蔡鶴卿先生思有以移易之，乃發起大學進德會。以不嫖、不賭、不娶妾為甲種會員。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為乙種會員。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為丙種會員。著為宣言，征求同志，大學校風或可因之一振歟。”
時至1918年5月18日，北大“進德會”會員已達468人，決于5月28日在當時的“文科第一教室”開成立大會。9月20日，在這里又舉行北大1918年度秋季開學典禮。蔡氏掌校一年來，推出了包括“進德會”在內的哪些革新舉措，又即將有什么革新思路，都在這次典禮致辭中有著簡要說明。
次日，《北京大學日刊》第209號刊發了蔡校長在開學典禮上的致辭。開場白那一句“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約略了解我國近現代教育史、思想史的后世讀者，都不會感到陌生。不但不會感到陌生，還簡直可以稱之為當年闡發大學宗旨的經典名句之一，至今仍為世人傳誦。
至于蔡氏后邊提到的各項治校革新舉措，諸如“本校一年以來，設研究所、增參考書，均為提起研究學問興趣起見。又如設進德會、書法、畫法、樂理研究會，開校役夜班，助成學生銀行、消費公社等，均為養成學生人格起見”云云，也頗可見當年北大“新風”蔚然之勢。一如前述“進德會”，這些舉措的發起與創辦，所產生的校內乃至社會影響，都是可以想見的。
蔡元培致辭之末，稱“近并鑒于文科學生輕忽自然科學，理科學生輕忽文學哲學之弊，為溝通文理兩科之計劃，望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守己守殘之習也”，這乃是預告一項更有著深遠影響的革新舉措。這項舉措，特意為打破“專己守殘”之學科學術壁壘而施行，即破除文理科區分，合并文理科。此舉確于1920年得以踐行，此次開學典禮所在場地“文科第一教室”，也因之改稱為“第一院”了。
“廢講義”曾廣征意見，諸教員見解各異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致辭完畢之后，緊隨其后的致辭者乃是當時正叱咤風云于文教界、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時任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據《北京大學日刊》第209號上的報道，陳獨秀當時談及_
次陳學長演說，大意謂_大學學生之目的，可別為三類_（一）研究學理；（二）備畢業后應用；（三）得畢業證書，向第三目的者，必不多。向第二目的者，雖不得謂之大謬，而僅能適合于專門學校。惟第一目的，始與大學適合，既有此研究學理之目的，不可不有方法。方法有三_一曰，注重外國語。以最新學理，均非我國古書所有，而外國專門學術之書，用華文譯出者甚少，故也。二曰，廢講義。以講義本不足以盡學理，而學者恃有講義，或且惰于聽講也。三曰，多購參考書。校中擬由教員指定各種參考書之冊數、頁數，使學生自閱，而作報告。學校無多許經費，以購同樣之書數十種，故望學者能節不急之費以購參考書也。
陳獨秀此番致辭，與后世讀者對其思想旨趣及講演風格的一貫印象，是有著較大差異的。陳氏致辭，完全從青年學生的學習主旨與方法著想，并沒有一貫的批判現實與激進號召之語，雖仍有明確的勸誡之意，可隨之提出的學習方法之類，還是更傾向于學業本身，且相當實際的。
不過，也應當看到，陳氏致辭中提出的三大學習方法中，竟有一項為“廢講義”，這實在有些令人費解。須知，北大內部流通的講義本，實為教員的授課綱要，校內有專門的出版部（組）印制發售。教員編撰、校方印售、學生購置、課堂使用講義，這在當年的大學生活中乃是慣常流程，并未見得是什么必須革除不可的極大弊端。
僅據筆者所見所知，直到上個世紀30年代末，至少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還仍有北大新版印制的講義付諸發售；及至抗戰勝利之后，北大出版部（組）仍在發售各類積壓已久、尚未售罄的講義。如此看來，陳氏所謂“廢講義”之說，應當沒能最終實現。
事實上，早在1917年末，陳獨秀就有意對學生屢有反映的講義印發不及時、售價過高及不能退換等問題，做過一番調研，為采
取進一步措施提供決策依據。為此，他特意致函北大文科諸教員，先行聽取他們對于使用講義方面的意見。1918年元旦，新年首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刊發《減發講義案》，公布了各文科教授對減發講義乃至“廢講義”的個人意見。
著名學者、歷史學家、國學名家朱希祖認為，其所講授的《我國上古文學史》《我國文學史》仍需用講義，須待明年（1919年）修訂完畢，待成書付印之后，方可廢止。這樣的意見表達，無異于是希望維持現狀，并不贊同徑直“廢講義”之舉。教授《西洋文明史》的著名學者、歷史學家何炳松，指出當時關涉西方歷史的中文教材缺乏，講義又因“隨編隨印”存在印制周期過長的問題，雖并未明確表示是否贊同“廢講義”，也間接表明各門課程及其教員因其自身特點與情況各異，“廢講義”絕不能一概而論，也很難有統一的時間表。
與此同時，表示完全贊成“廢講義”的也不乏其人。著名學者、心理學家陳大齊就明確表示“極為贊成”，“如能本科一律改用口授，齊所任功課自當停發講義”。陳氏發表此番意見十個月之后，1918年10月，其著《心理學大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乃是我國第一部大學心理學教科書。
與陳大齊的意見相仿，關于“廢講義”的預計時間也一致的，還有著名學者、文學家周作人。周氏明言，“中文第一年級用之《歐洲文學史》，大約下學期末可以編了”，“第三年級則本學年講了，唯現講十九世紀，兩學期以后則須三學期，故雖講了，尚須增訂大約八月中方可成也”。也是在1918年10月，其著《歐洲文學史》即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與其兄魯迅合譯《域外小說集》之后“求新聲于異邦”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國第一部較為系統的、用于大學授課的歐洲文學史教材。
可以說，陳大齊與周作人的北大講義，付諸出版的計劃本就及時妥當，恰與陳獨秀“廢講義”的思路不謀而合，算得順勢而為、正當其時。也正因為如此，正當陳獨秀在1918年北大開學典禮上的致辭話音剛落，這兩部北大講義就作為當年商務印書館專列的“北京大學叢書”之一分子迅即付印出版，成為了北大文科早期的正式教科書之“樣板”，二人遂亦成為響應“廢講義”的先行者。
錢玄同無法茍同，“廢講義”豈可武斷
若依常理揣測，作為《新青年》同仁的陳、周二人對陳獨秀“廢講義”之舉，既然均公開表示贊同且以實際行動達成，那么，一貫活躍異常的新文化健將之一的錢玄同，對此革新之舉理當表示激贊之意，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
同為文科教員的錢玄同，發表對“廢講義”的個人意見，較之陳、周等人的意見刊發還稍晚了兩天。其刊發的篇幅，卻數倍于諸同仁，顯系深思熟慮、冷靜權衡之詳盡表達；且其對“廢講義”表示無法茍同，并逐一列舉其授課實際情況，來表達在教學中不可斷然“廢講義”的基本立場。
原來，因為錢玄同講授的乃是“古代聲韻學”課程，這一課程從其自身的學術研究到教授學生兩個層面上，都有著不同于其他文科課程的特殊性。為此，錢玄同首先解釋并聲明稱_
“弟所授之文字學既無教科書，又無簡要適當之參考書，此科又為學生未入大學以前所不習，若專用口講，學生必致茫然，不解所謂。故油印講義在本年暑假以前，只能照舊印發。”
不但需要“照舊印發”，錢氏還提到要“著手重編”，理由是_
“惟弟之講義均係民國四五年間所編，當時本屬草創，兼之隨編隨教，體例內容之紕繆，繁簡詳略之失宜，觸處皆是。現方著手重編，須至本年五六月間方可告竣，此重編之本，即當付諸排印。”
至于這講義“重編之本”，還分為三個編次，即“聲韻”、“形體”、“訓詁”三編，每個編次又對應不同的年級加以講授。如此一來，莫說此講義“重編之本”要付諸出版還遙不可期，即便將來能夠出版，也還不如就各年級對應各編次的講義本“隨編隨教”來得方便，也更切合教學實際。
此外，同為《新青年》骨干，亦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適，對“廢講義”之舉也未置一辭，無從知曉其確切意見。不過，胡適于1919年2月，略晚于陳大齊、周作人，也將其課程講義付諸出版，即是日后令其“暴得大名”的，之后13年間多達15次再版的（此間尚有另外兩種改版新印者）那一部著名的《我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至此，但凡選修胡適所授“我國哲學史”課程者，皆可至校內出版組經售處或校外各大書店書鋪購置此正式出版物，充作教材，課堂上確已無需再有講義本存在。
殊不知，此舉看似對“廢講義”之議的間接贊同與響應，實則在講授《我國哲學史大綱（卷中）》部分時，胡適仍不得不“隨講隨編”，仍以講義本的形式分發給在課諸生。1919年、1920年兩年間，胡適的《我國哲學史大綱（卷中）》授課內容，之后也再未出版，至今仍只見載于當年的講義本中。當然，這一講義本的印量還是得到了嚴格控制，符合陳獨秀先前倡導的“減發講義”之原則，可以只曾印制過數十部而已_百年后幾無存世，近百年來，外界幾乎完全不知其存在。
言歸正題，上述種種跡象都在表明，當年陳獨秀所倡舉的北大“廢講義”之革新，最終確實未能全盤實現。為力爭1918年暑假期間北大內部能基本“廢講義”，1918年上半年，由陳獨秀以北大文科學長身份發布了兩份校內布告（公函）。三天后（3月4日），蔡元培的一紙“校長布告”也赫然刊發，再次強調稱，“頃學長會議議決，暑假后全校各種講義一律停發”，這無異于為北大“廢講義”之舉再次鳴鑼開道、助推添力。
然而，事情進展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順利，兩個月后，陳獨秀還未收齊其布告中所言的“諸君所編成之全書或一部分”，5月13日，陳氏又撰發了一篇催交講義“定本”的公函。直至四個月后，在9月20日的北大秋季開學典禮之上，陳氏致辭中再次提到“廢講義”之說，恐怕已是此中實情不足為外人道的自說自話了。畢竟，此說固然有可圈可點之種種益處，然此舉實施之困難、實現之艱難，只有當時的文教界中人方才可予真切感受與體悟罷。
無可否認的是，無論是銳意革新、只爭朝夕的陳氏及其追隨者，還是那些雖未必公然反對、卻又實在無法茍同的以錢玄同為代表的諸多教員，在這一場“廢講義”的教學改革中，都已然經歷了一場現代教育與國情實際之間的博弈及焠煉。其中況味，百年前的當事人自是各有體味；而對于百年后的如我輩讀者而言，更是耐人尋味。供圖/肖伊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