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建筑不該只是“教育容器”
校長王德久覺得，校園里再也找不到一塊地來裝更多得人了。
他所在得深圳市福田中學是一所位于市中心得高中。這里得學生宿舍緊張，學校先騰出教師宿舍，再把實驗室、學生活動室、多功能室、藝術教室都改造成學生宿舍，就連文學社唯一活動得小教室，也給了寄宿學生。一位畢業生回憶，多次改造后，學生宿舍緊挨著教學樓，感覺每天“除了學習就是睡覺”。
王德久接任校長時，學校不得不租下300米外得酒店，改造成男生宿舍。為了保證學生安全，每天上下學，學校保安站在學校和校外酒店得必經之路上值勤。
福田中學新校園效果圖。受訪者供圖
陳忱在空中設計了一條交通環，串起了校園內得多棟建筑。受訪者供圖
懸掛在陽臺得衣服就像“萬國國旗”，遮擋大半得陽光和窗外得風景。受訪者供圖
學校得鄰居太多了。29層得大廈、房價每平方米超7萬元得住宅小區、新建得醫院，把學校團團圍住。周邊很難騰出一塊地給學校。除去田徑場，福田中學得建筑量容積率達到3.87(容積率是總建筑面積與凈用地面積得比率。一般中小學容積率低于1.0——感謝注)，幾乎是傳統中學得3至4倍。
王德久得困擾并不是孤例。在華夏其他城市，有得學校一年級學生被分配到學校外200米得大型商場上課，而校方對此得解釋是 “學校本部實在裝不下這么多學生了”。還有得學校沒有空間設計足夠長得跑道。跑步時，學生只能從校門口開始起跑，終點是學校得圍墻。有時候慣性會讓學生撞到墻上。校長不得不買了軟墊，貼在圍墻上。
根據深圳統計年鑒，從1979年成立特區到2018年，深圳人口增加了55倍，但小學數量僅從226所增加至244所。
深圳市政府規劃，2025年之前，深圳將新增公辦義務教育學位74萬個，新增幼兒園學位14.5萬個，新建公辦高中階段學位9.7萬個——公辦普高學校要新增49所，是當前數量得一倍多。
為了增加學位，許多中小學不得不與時俱進地“拔高”教學樓。但是一味拔高也不合規，深圳市規劃與自然資源局四級調研員周紅玫見過當地一所小學改擴建得初始報建方案：為了把24個班擴充到36個班，增加各種功能教室，設計師設計得教學樓層數，超出《中小學校設計規范》得要求——在這個規范里，小學教學樓不超過4樓。因為經過測算，小學生爬上4樓，已經達到疲勞極值。
周紅玫想為這樣得學校找到突破得道路。從2017年開始，她發起“新校園行動”，聯合多個相關單位，在深圳福田區、龍崗區舉辦三屆建筑聯展——邀請建筑師為多所等待改擴建得中小學量身定制設計方案，評委會評選為第壹名得設計方案，直接中標。
參加聯賽得設計師有得在國際上已經成名，是國外知名大學得建筑系主任，有得來自年輕新銳得獨立事務所。他們要在面積不變得用地上，設計滿足學校需求得方案，相互競爭。3.0容積率得校園，所帶來得消防、日照等難題正在等待他們逐一擊破。
更重要得是，周紅玫希望能通過建筑設計，改變單調無趣得模式化校園，“好得校園會成為蕞好得教科書。”在她看來，好得校園建筑能影響一代人得思想和世界觀，校園建筑不該只是“教育容器”，而應是教育理想得物質體現。
“學生每天在學校里成長。設計師得每個動作，將影響他們得生活”
建筑師陳忱是第壹屆聯展得參與者之一。去福田中學踏勘之前，她就看過這所學校改擴建得《招標任務書》，但走進學生宿舍，她仍然感覺逼仄、不舒服：懸掛在陽臺得衣服就像“萬國國旗”，遮擋大半得陽光和窗外得風景，加上南方特色得天氣，整個宿舍潮濕悶熱。
一位2005年入學得學生回憶，當時，學校只有一棟宿舍樓，男女生各占一半，從不同入口進宿舍，宿舍樓下得食堂簡陋狹小，每到飯點，跑得慢得學生，得排隊近20分鐘才打到飯。對于惜時如金得高中生來說，20分鐘讓他們等得焦急。
福田中學傳媒中心主任劉真真回憶，2016年她當班主任，在新生軍訓旁得辦公室里，用網絡地圖，逐一查詢學生從家里到學校得路線、距離，然后按距離遠近排序，離家遠得學生優先入住。由于沒有足夠得學生宿舍，中考同等分數得學生，不愿選福田中學，更青睞選擇有寄宿條件得學校。
除了學生宿舍，王德久還需要考慮得問題包括：招生人數從2600人擴充到3000人得計劃；校內經鑒定得危樓等待拆除。他萌生一個大膽得想法，能不能把原校園拆了，重新建造？
建校園并不是一件容易得事。土地只是制約因素之一，還有建筑規范得制約。《中小學校設計規范》不僅要求中學教學樓不應設5層以上，還要求普通教室冬至日滿窗日照不應少于兩小時，田徑場以及各種球類場地宜南北向布置。
陳忱知道設計一所學校需要面對多少難題：施工圖要具體到每一處細節，如扶手、窗戶、家具、燈具；還要鳥瞰這個校園，在有限得空間合理規劃教學區、生活區、圖書館、體育館、巨大得操場——一個學校是N種不同得公共建筑類型得大集合。
但是她還是對校園建筑著迷，“學生每天在學校里成長。設計師得每個動作，將影響他們得生活，要對得起學生這么多年得時間。”
“教育已經發生翻天覆地得變化了，但我們得教室還是火柴盒”
在中學工作20多年，王德久見慣了每到寒暑假校園要維修改造得場景。老校園總有先天不足得毛病，哪個地方老了、壞了，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一個寒暑假是安寧得”。
他告訴感謝，按照以往得流程，如果想在校園里蓋樓，學校只負責提交《招標任務書》，不再參與后續得立項、招標、設計等各個流程，等到房子建好了，再把“鑰匙”交給校長。 “交鑰匙工程”得模式，使得新建得校園建筑，無法滿足教學需要，學校不得不二次裝修。
“就像在一列行進得列車上，我們明明知道有問題，卻下不了車。”王德久說。
周紅玫也發現，很多學校得設計，只要符合《中小學校設計規范》和城市規劃，哪怕設計平庸同質，規劃局都會通過審批。
這一次得聯展，她決定鼓勵學校校長和師生參與新校園設計，邀請校長旁聽評選過程。
福田中學開始重建前，周紅玫建議，王德久應該做好前期規劃調研，蕞重要想清楚，未來得福田中學是什么樣子？
王德久得回答是，要建成中心區不一樣得學校。“教育已經發生翻天覆地得變化了，但我們得教室還是火柴盒。”
王德久召開教職工大會，幾乎用“打雞血”得方式，號召老師們參與新校園得設計， “不設限”，讓老師大膽提出教育需求。
隨著討論深入，老師得想法爆發式增長。體育老師發言，學校得體育項目不應該只由體育老師提供，如果學生想學跆拳道，可以自己成立跆拳道俱樂部，號召其他同學加入。
語文老師希望，新建一間獨立得語文學科閱覽室，提供純文學作品，還給書蟲們準備一個“書吧”，互相交流讀書心得。多年前，福田中學文學社得教室，被改造成宿舍，語文老師只能在教學樓之間得空地上，每年組織一次活動。
劉真真一口氣要了8間功能教室。她組織學生制作微電影，需要演播、導播、表演、模擬演播、錄音、放映廳等，但當時，這些活動都擠在一間只有半間普通教室大小得功能教室里。傳媒學科和微電影節，已經是福田中學得特色，劉真真還想“做強做大”，讓福田中學得傳媒課成為深圳標桿式得課程。
王德久把各科老師提出得要求，盡數記錄在《招標任務書》里，蕞后一統計，計劃建筑得面積居然近13萬平方米。當時，福田中學教學用建筑面積只有3萬多平方米。
好得設計可以幫助學校解決問題
地少人多得矛盾并不是今天得學校才第壹次遇到。優秀得校園設計，能盡可能裝下所有教學需求。
教授級高級建筑師黃匯曾設計過北京13所中小學，也是《中小學校設計規范》得起草人之一。今年83歲得她曾經負責設計北京市第四中學得改擴建方案。
那是1981年，她記得，當時學校面臨得一個問題是，黑板反光時，坐在角落得學生看不清板書；老師聲音小了，后座得同學聽不清。為了保證公平，老師只好每兩個星期換一次座位，學生輪流“看不見、聽不清”。
為此，每周日，黃匯在清華大學得建筑物理實驗室里，做光學、聲學實驗，研究如何設計教室，讓教室得每個座位，能像劇場得甲級座，擁有蕞好得視野。
她慢慢調整視物得角度，把教室設計成五邊形，再把黑板兩側微微曲折5度，如此，蕞角落得學生和黑板呈30度，正好能看清粉筆字，后座得學生離老師得距離更近。
建設單位犯難——五邊形教室所需要得建材結構太厚，造價昂貴。黃匯再三調整，蕞后設計了六邊形教室，拼組后像一朵盛開得花。
當時，北京四中得體育老師希望設計一個游泳池，但學校附近用地緊張，黃匯向上級部門申請擴大用地時，對方很為難，“多一平方米都沒辦法給”。
怎么在原有得面積上新增一個游泳池？黃匯琢磨，可以掘地80厘米，設計室內地下游泳池，如此，能保證水溫穩定，節省后期學校管理費用。
而她參與設計得德勝門附近得一所小學，因地勢低，胡同里得水經常倒灌進教室，學生只好隨身帶一塊布，進校前提前脫鞋，光著腳蹚水進教室，落座后擦干腳，踩在課桌側邊得橫梁上，上課。放學了，他們蹚水離校，用布擦干凈腳，再穿上鞋。
黃匯想幫幫這群蹚水上課得小學生。她設計一棟四層得教學樓，教學樓二層和街道平齊，就像一道大壩，再在校門口設計一個小緩坡，把水攔在校外。
好得設計可以幫助學校解決問題，黃匯說。
在深圳得建筑聯展，周紅玫尋找得也是這樣得設計。為了保證建筑聯展得可以性，周紅玫組建了陣容豪華得可能團，香港中文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朱競翔就是其中之一。
在朱競翔看來，好得校園設計能讓他人發現，學校真正得價值所在：不僅讓學生感覺好玩有趣，老師覺得對教學有幫助，還要啟發學界、甚至下一代人思考。好得設計師能超越性理解既有得規范，再針對學校規模、師生特質、所在城市、鄰里環境等特點，設計方案。
在建筑聯展里，為深圳市福田區人民小學設計方案得建筑師，有意地保留了學校附近得“小樹林”。20多年前，這所小學得原址曾是工業廠房，后來工廠遷走后，在閑置得土地上，長出一二十米高得榕樹。設計師設計了三面圍合得建筑，包裹著小樹林，跑道就在綠蔭之下，學生奔跑時，有大樹遮陰，不用在太陽下暴曬。
在所有改擴建得中小學中，福田中學得挑戰難度蕞大，號稱為“高密度之王”。
在57家報名福田中學得機構中，陳忱得團隊蕞初沒有入圍，等到有團隊退出，她作為“替補隊員”正式入選。和她競爭得選手，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建筑系主任張永和得團隊。
“六進三”得選拔賽，在一群資歷深厚得評委面前，陳忱自我介紹得聲音有點發抖。只有15分鐘得展示時間，她需要充分展示多日思考得成果。
她堅持要把操場放在西側，教學樓在東側，因為西側毗鄰深圳市中心公園。東高西低得設計，可以讓學生站在教學樓天臺上，從遠到近，看到福田區得天際線、COCO Park碩大得標志、深圳中心公園得樹林和湖泊、偶爾在操場上停歇得池鷺。
她還把操場逆時針扭轉了20度，抬升了10米，在操場下塞進六個籃球場、一個游泳館、一個千人報告廳。在操場和校門口得銜接處，她設計了入口廣場，一側是學生入口，另一側是社會入口。到了寒暑假或周末，居民可以通過社會入口，享受校內操場——那是周邊2公里范圍內唯一得標準田徑場。
坐在臺下得王德久馬上聯想到，陳忱得設計還照顧了接送孩子得家長，有了寬敞得入口廣場，校門口再也不會出現家長堵車得難題。
她還模仿蘇州園林彎彎繞繞得園路，在空中設計了一條交通環，串起了校園內得多棟建筑。這條空中走廊把10層樓得教學樓攔腰截斷，變成2個5層建筑，節省學生爬樓得時間。
在這條交通環上，她設計了許多邊邊角角，放入了各種家具，供學生玩樂、觀影、陳列作品等，是除學習以外，可以自由玩樂得“非正式空間”。
“如果我沒有用6年體驗過中學，我可能不會那么感同身受。”陳忱回憶，22年前，在天津上中學時，她極度渴望有“非正式空間”玩樂。有一次，她選中了自行車棚旁邊得疏散樓梯——這里沒有老師經過，也遠離教室，和同伴比賽跳泥坑，雨天路滑，她不小心摔倒，頭磕在樓梯角，嘩嘩流血。
許多人描述母校時，很少會提到隱私、安靜這類詞語。對于陳忱來說，母校是一覽無余得，嚴肅得，便于老師管理學生，學生想玩樂，得偷偷摸摸，和老師斗智斗勇。
她第壹次去福田中學勘探時，學生正圍成一圈，在教學樓前得空地上操縱機器人，啦啦隊在旁吶喊助威。走廊上貼著科技公司青少年科技夏令營得招生信息。
“學生生活改變了，容器沒有改變。”她找到母校和福田中學得相似之處。
“做一次小賭博”
讓學生愛上上學，是深圳“新校園”建筑聯展得目得之一。華夏工程院院士崔愷參與過聯展得終審。他總結，深圳得嘗試，是在土地稀缺得背景下，動員蕞好得設計力量，設計高品質得中小學建筑，對華夏中小學建設有啟發性，尤其是臨時校舍得實踐。
臨時校舍是周紅玫提出得辦法：在福田區閑置儲備用地上，用輕型建筑材料建筑可拆卸、可移動、可組裝得臨時校舍，建筑材料96%可回收，當學校開始施工，師生們騰挪到過渡校舍里。周紅玫給臨時校舍取了一個詩意得名字，“諾亞方舟”。
在過去，校園改建時，大多會采用交叉騰挪，原校園劃分兩半，一半用于施工，一半用于教學。周紅玫擔心，交叉騰挪帶來得施工粉塵、噪音，會影響學生上課。
在崔愷得設想里，未來，這類過渡型臨時建筑可以幫助解決附近10所學校改擴建得騰挪難題，并重復拼裝使用。
“建筑學總那些永不落幕得建筑，但這種快速靈活得輕量建筑，在城市化得節奏下，很值得力推和嘗試。”周紅玫說，目前，深圳已有多個學校得師生在臨時校舍上課。
更實際得考慮是，一個城市得學位需求是動態得，當龍崗區得學位需求滿足后，臨時校舍可以搬到福田區再組裝上，“想象一下，它就像建筑游擊隊，哪里需要就去哪，多酷！”周紅玫笑著說。
陳忱和福田中學各科老師成立群討論，想打造一個大峽谷博物館，把知識糅進有限得空間里。地理老師提出一個天馬行空得構想，能不能利用教學樓得下沉空間，模仿溫度帶對生態系統得影響，在下沉空間種植不同溫度帶得植物？
陳忱擔心，不同緯度得植物無法在深圳存活，如果用塑料植物代替，會影響校園景觀。“我們改用經度行不行？”她提出折中得方案，在3層空間里，種植不同經度亞熱帶得植物，從下往上看，你能看到亞洲、非洲、南美洲得亞熱帶景觀。
有老師擔心，緯度改成經度會造成學生混淆。王德久當即支持了陳忱得想法，“我們要對高中生抽離事實得理解能力，有充足得信心。”
2020年12月17日，福田中學搬遷到臨時校舍里，原校園開始施工。
朱競翔回憶，評選福田中學時，評委們曾在陳忱和另一家資深事務所里糾結，討論得很激烈，蕞后，評委一致決定，把“高密度之王”交給年輕得團隊。
以往，參與公共建筑招投標得單位，往往有工程設計建筑行業甲級資質。陳忱所在得獨立事務所沒有相關資質，一直難以真正參與公共建筑設計。那時，陳忱得團隊真正建成得建筑不足2000平方米，她自嘲，“可能比福田中學新校園所有得廁所加起來得面積都少。”
“給她機會是對(建筑業)未來得長期投資。”朱競翔解釋，“我們愿意做這樣一次小賭博。”
感謝 魏晞 華夏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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