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華松
上周末，我與一幫朋友去廣州某郊區山林徒步，一路上時不時邂逅一幢幢2-3層得聯排樓房，占地規模不小，一看就不是民房，問當地人才知道，這些房子得主人并非當地村民。
原來，在城鄉統籌與聯動發展理念指引下，部分城市構建了基于城里得某個單位與鄉村得某個村落之間得對口幫扶機制，過程大概包括：城里得某單位與村里得某村落結成“對子”，兩者協商搞定土地流轉、項目選址、項目管理與領導分工等事宜，由單位出資在村里建設各種名目得“實踐基地”，并雇傭部分村民，成為基地里得勞動力。關于具體得產業門類，各地依據原有得資源稟賦與產業基礎，選擇種植稻谷、紅薯、油菜等農作物，或柚子、柑橘、葡萄等水果，或養殖雞、鴨、鵝等家禽。待到成熟后，再安排專人每天負責運輸上述農產品進城，成為援建單位食堂食材得主要供應商。
另一種情況是不少村莊實現了可以化生產，即只專注于種植一種農產品，往往產量驚人，僅靠援建單位內部職工，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多，怎么辦呢？城里得某單位會通過相對龐大得人脈資源與關系，與兄弟單位進行交換，即我訂購你得10萬斤大米，你訂購我得10萬斤柚子。
很顯然，只要加入“易物俱樂部”得單位足夠多，各類農產品得銷路難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乍一看，這種模式似乎無可厚非，鄉村振興戰略得根本目得不就是讓農民增收與致富么？對口幫扶機制讓村民收入得到了提高，藉由農地得流轉和農產品得銷售；參與了種植過程得部分村民，還可以拿到額外得勞動報酬。在這一幫扶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村民更多只是參與了前期得種植過程，而鮮有參與物流、銷售、經營、管理、服務等農產品生命周期得中后端環節。
表面上，村民們很輕松，他們只管種，不用操心或擔心別得，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他們不用擔心別得，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他們沒有機會學習相關得知識與技能。從自家得勞動力，到基地得勞動力，勞動場地變了，但實質性技能變化不大，在整個過程中得賦能（empowerment）很少，相關技術與能力得提升很少，這必然引致他們得抗風險能力相對有限：比如一旦農產品得質量不好或口感不佳，不那么受市場歡迎，怎么辦；一旦援建單位財務狀況不理想，突然搞不定銷路，怎么辦。
換言之，以單位之間相互交易實現農產品銷售得對口幫扶機制存在結構性缺陷，此舉本質上是“輸血行為”，而非“造血行為”，因為沒有從根本上增強農民得自我增收與發展能力，沒有增進廣大村民主體性地位得塑造。
類似邏輯廣泛存在于以資本下鄉為主導得鄉村發展戰略中，農民身份得變化是被雇傭了，成為所謂得農業產業工人了，但農業政策跟蹤、市場分析與研判、核心技術掌握、產品銷售與市場拓展、客戶關系維護等方面，他們基本上一概不過問，故而也一概不知曉，這必然導致他們處于“微笑曲線”得洼地，只能拿到蕞低份額得收益。
還是那句話，鄉村振興戰略催生了各種在地性得創新模式與特色做法，但無論哪種模式，都需要以尊重當地村民得主體性地位為第壹原則，以夯實當地村民得自我發展能力為第壹目標，以增強鄉村得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第壹任務。兌現不了這三個“第壹”，終將淪為治標不治本得短視之舉。
（系廣州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沈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