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AI財經社 鄭亞紅

編輯 / 趙艷秋

制造業取消大小周，員工損失的可能是“干糧”

“我其實想象不出來雙休會有什么可干的。”25歲的章崎在談到“大小周”問題時，思索了片刻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如果雙休，其實我內心是有點恐慌的。”

“大小周”指的是一周雙休一周單休的工作模式，它直接指向的關鍵詞是“加班”。8 月 26 日，在最高法官網發布的《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布超時加班勞動人事爭議典型案例》中，明確指出“996 工作制”嚴重違反法律關于延長工作時長上限的規定，被認為無效。

在此之前，互聯網公司紛紛做出了調整，字節跳動、快手、BOSS直聘等公司都紛紛宣布取消大小周。出乎意料的是，在各大公司開展行動后，有些員工陷入到“收入驟減”的心理落差中。

章崎并不是一個互聯網人，而是一名制造行業的年輕人。他在網絡上看到，有字節跳動員工稱，由于公司周末加班是雙倍日薪，有些日薪很高的程序員一年因此少賺10萬元，有些員工稱不能再租住原來租金6500的房子，要搬得遠一點。“這些對于我來說都太遙遠了。如果我們不加班，很多人就很難養活自己，別說養家了。”

在遠離互聯網中心的山東濰坊，章崎就職于歌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歌爾），擔任某技術管理崗一職。歌爾是富士康以外，近兩年最著名的蘋果在華代工廠之一，主要給蘋果代工無線耳機AirPods 產品。除了蘋果，華為、索尼、三星也是歌爾的重要客戶。由于無線耳機的龐大需求，截至到9月10日收盤，歌爾股份的市值為1617億元。

章崎一畢業就加入了歌爾，從加入之初，他就進入了所謂的“大小周”模式。在制造業企業中，除了流水線的作業人員，還有一類是像章崎這樣的非作業人員管理崗，他們通常有著大學學歷，以管理統籌工廠內各個環節、優化流程等目的被招入公司。而通常，這類崗位都是按照“大小周”的模式運行。

根據《中國時間利用調查研究報告》統計，2018年中國工資勞動者超時工作相當普遍，其中制造業從業者超時工作率為58.8%，高于平均值42.2%。

在實際工作中，章崎，以及在格力電器一家北方工廠技術管理崗工作過的周巍都告訴AI財經社，工作幾年里自己“從來沒有過過雙休”。章崎更是強調，甚至忙的時候常常一個月只休一天。

但是，他們因為加班而感到踏實。“制造業掙錢靠加班”是個不成文的行規。互聯網取消“大小周”后引起的反彈，讓人們看到的，多是互聯網人失去了“一些錦上添花的東西”，比如更大一點的房子，更高一點的消費，但制造業如果取消加班，有些人可能會失去“干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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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制造業的加班費到底有多寶貴呢？

幾個在制造業大廠工作過數年的人士告訴AI財經社，即使數額不高，但匯聚起來，加班費是工人們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在格力、歌爾和富士康的工廠里，一個月下來算上加班費，流水線工人的收入普遍能到四五千元，生產忙時甚至能拿到七八千或更高。而如果沒有加班，工人們則只有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是2000元左右。對于管理崗，有了加班，薪資也能從基本工資的五千多升到七八千，如果在二三線城市，這筆收入可不算少。

更進一步，27歲的周巍給AI財經社算了一筆賬，在格力這家北方工廠里，不論是流水線上的作業員，還是管理崗，他們的加班費都以該市的最低工資水平為標準。這兩種崗位薪資的區別主要在于底薪：流水作業人員的底薪大都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走，而管理崗位的底薪會高一些，比如在格力工作4年的管理崗，其底薪大約在5500元左右。

這其實是一個“基礎保障”的數值。可以參考的是，根據當前最新數據，全國最高的最低月薪標準是上海，為2590元。時薪最高的是北京，為25.3元。而截至2021年7月，全國最低工資標準超過2000元的省份和城市，只有6個，它們是上海、北京、廣東、天津、江蘇和浙江。

經過計算，周巍稱，他工作過的這家格力工廠，平日加班費為1小時16元，周末為1小時22元，是平日的1.37倍。

富士康、歌爾的計算方式與格力電器這家北方工廠稍有區別。主要的不同在于周末加班費，它們的加班費為本地最低時薪的2倍，比如平日時薪為16元，周末則為32元。

對比之下，互聯網公司的加班費確實閃爍出誘人的金色光芒。以字節跳動為例，一名月薪2萬5的程序員，按21.75天工作日計算，其日薪為1149元，按8小時工作時長其時薪為143.6元。“周末2倍日薪”，也就是說周末加班一小時的加班費近290元。

而在制造業企業中，想要掙到290元，這很可能就需要員工從周六的早上忙到傍晚了。

互聯網加班為內卷，工廠加班為訂單

在移動互聯網高速發展的前10年里，公司鼓勵加班文化的背后，通常是為了要在最短時間里占領市場，完成擴張，實現“贏者通吃”。

但近些年，“大小周”和“996”的泛濫，其背后很重要的問題之一，其實是內卷。“你不加班，但你旁邊那位在加，你說你怎么辦？”

在匿名發言的職場社交平臺上，不少大廠員工往往這么形容加班：周末加班其實并不忙，是坐在有空調的辦公室里，吃著免費午餐，甚至可以順便去健身房舉下鐵，邊工作邊摸魚，然后賺到豐厚的雙倍工資。更有程序員表示，加班是為了“表演”給上級看，以迅速得到領導重視，在逐漸“叢林化”職場中生存下來，完成升職加薪夢。

而在制造業，“大小周”和加班所觸及的無疑是更深刻的問題：工廠安排加班意味著有訂單，工人加班意味著有收入。沒有加班的日子里，工人們只能呆在宿舍里，沒有錢掙。

“如果不加班，沒人愿意來你這上班的。”深圳一家日系工廠的管理層劉冬冬強調了這一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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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影響和芯片短缺的浪潮下，劉冬冬看到身邊很多中小型公司已經難以為繼。“芯片漲價，大客戶能接受，還能高價采購到芯片，很多小廠他們的客戶是不接受漲價的，沒有芯片，也沒有訂單，工廠大門都開不了，工人招不到，惡性循環撐不住就倒閉了。”

天下苦互聯網996久矣，宣揚加班文化的公司成為網上嘲諷的對象。但制造業并非如此。“讓制造業不加班，那是何不食肉糜。”一位制造業企業的管理層說道。對于這個傳統的行業，只有那些終日繁忙、24小時不停歇的工廠才是在釋放蒸蒸日上的信號。

章崎稱，蘋果的訂單常常是年初最多，歌爾那段時間幾乎無休，需要盡快將產能趕上去。去年疫情之初，蘋果在越南的廠出現了困難，公司在春節假期結束的第二天就把幾個同事緊急調去越南做支援。

章崎過去一年幾乎很少休息，有時候一個月才休息一天。盡管疲憊，但他說感覺公司發展勢頭很好，自己對公司前景充滿信心。

“生產線也不會無緣無故休息，生產部都會提前做好生產計劃，你可以提前兩三天知道自己接下來能不能休息，但前提是生產線不會停下來。”在格力的小家電工廠里工作過的周巍解釋。

產線不能停，這跟制造業的工序和設備也有緊密關系。以噴涂線為例，一旦機器停下來就會有冷卻時間，而其中的化學藥劑要求也很嚴苛，一旦重新啟動就會有報廢，設備需要一直保持在工作的狀態。

相比程序員們在格子間經歷內耗和“閑置”，工廠則早就以某種精妙的數學公式計算出每個工人的產出比，將他們明碼標價地準確地安置在生產線上，不浪費任何一雙手，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價值。而且在緊要關頭，是要靠日夜不眠的加班，完成某些看似完不成的任務的。

蘋果公司現任CEO的傳記《蒂姆庫克傳》一書中，就記錄了這樣一幕：數十萬工人駐扎在富士康園區內部，其組裝隊伍可以說是24小時靈活部署。初代iPhone 計劃在2007年上市銷售，但就在上市的前幾周，喬布斯決定將塑料屏幕換成玻璃屏幕。

隨后的一個夜里，新的玻璃屏幕被運送到富士康。8000多名工人隨即被管理者喚醒，每人發了一杯水和一塊餅干，將新屏幕安裝到手機上。在隨后短短幾天內，工廠的iPhone單日產量就超過了10000部。

24小時對工人的靈活部署，關鍵時刻日夜不眠的加班，也讓富士康活成了全球最大的代工廠之一。但不可否認，有勞動組織稱，蘋果給到富士康的只有5%到10%的利潤，這不足以給工人提高工資。工人只能靠加班彌補收入。

工廠必須要變

就像是鍋爐中不斷投入的煤塊，加班是工廠運行的重要燃料。但與龐大熔爐里的“煤塊”不一樣，流水線上的工人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如果是煤塊或是機器，它可以永不疲倦地工作下去，但人需要休息、成長和關懷。

需要燃料的工廠，越來越難找到它的“煤塊”。招工難，幾乎是制造企業當前共同面臨的困境。

劉冬冬發現，在自己負責的電子元件工廠，簽訂5年合同的長期工里，30歲以上的人成了主流，因為“他們要養家糊口”，而90后、00后則越來越少，他們普遍是臨時工。

這也符合國家統計局的相關統計。2021年4月30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例在下降。其中30歲以下的務工群體只占22.7%，40歲以上的務工群體占到了50.6%。《人民日報》曾發文稱，制造業吸引人才面臨三難：找不到、招不來、留不住。

周巍說，公司的人力經常要跑到各個村子里招人，到處搜羅正在迷茫的年輕人，試圖把他們拉進廠里干活。但“新去的員工每個月都會流失一大批”，缺人仍然是一年四季的常態。

在人成為稀缺資源時，另一方面，人力中介正賺得盆滿缽滿。富士康前資深管理人士汪磊磊對AI財經社說，在用人旺季時，富士康要為每一個工人向人力中介支付1萬元費用，而談好這個價格，中介能一次性送1萬個人來；即使在淡季，富士康也要為每個人頭交上兩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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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冬冬看來，電子廠的工作環境并不算糟糕，通常都是無塵化，干凈明亮，有中央空調，遠離馬路上的粉塵尾氣和炙熱的太陽光。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寧愿去送外賣也不愿意來工廠。”他頓了頓，“因為什么，因為自由啊。能隨時刷手機，想休息了就不接單，工廠里是不能這樣的。”

“毫無自由”，從格力離開了一年多的周巍對此深有體會。在格力三年時間，他深知工廠的工作在日復一日中堅持有多難。流水線把每個人都分割成一個擰自己眼前螺絲釘的螺絲工，比如有的工人就是負責把焊接好的電暖氣掛在鉤子上，他的工作就是一個動作，一直往上掛，而另一個人可能就一直往上搬。“很單調。”

為了不停線，工廠常常實施白晚班兩班倒，一個月輪一次，上廁所和喝水都要打報告。“報告班長，我要上廁所！”這樣的報備聲音時不時就會響起。更不必提，工廠里同樣存在復雜的職場關系，甚至還有一再縮減的節假日。

但工廠也是有苦難言。“講起這個話題都是心酸淚。”汪磊磊無奈地稱。

十幾年前汪磊磊就供職于富士康。2010年新年伊始，富士康發生了震驚全國的跳樓事件，一名19歲的員工從富士康華南培訓處一躍而下，而后這一整年又陸續發生13起跳樓事件。富士康隨即被推到風口浪尖，口誅筆伐也洶涌地拍向這家世界工廠身上。

作為當年接近郭臺銘的人士，汪磊磊回憶“當時郭臺銘認為是工作太辛苦，于是決定漲工資提高福利待遇，引進自動化機器人，后面持續搞了很多年。”他最有印象的是，富士康將工人底薪從900元提升了一倍，達到1800元。但沒想到卻引發了蝴蝶效應。

“當時一下子死了一大片中小型制造企業，因為小公司還是按原來的底薪，它招不到人了，工人流向工資更高的富士康；要是這些中小企業跟著漲薪的話，它又活不下去，所以倒了一批公司。后來經過協商，富士康漲薪要跟行業整體維持一個平衡，不能自顧自開高薪，這是一個過程。”汪磊磊說。

一位國內知名人力資源領域學者對AI財經社表示，國內制造業大部分仍處在一個這樣的階段，即靠加工能力、人力成本限制來賺取利潤，而不是靠品牌、產品差異化、創新技術來驅動公司發展。

加大創新投入、加強管理，提高員工待遇，這已經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不少公司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但關鍵就在于，數字化、產業互聯網不是一蹴而就的，整個行業仍處在痛苦的轉型期，而行業中的個體成為了這種壓力直接的承受者。

格力的周巍稱，現階段自動化在工廠實際的投入中，很多還是弊大于利的。“首先，自動化的效率沒有人那么快，而且設備很容易出故障，一檢修產線就停了，人均效率其實很低；其次很多崗位自動化還遠遠替代不了，比如質量檢驗還是需要人眼。”

20世紀80年代，喬布斯為了制造第一代Mac電腦，在美國舊金山灣區蘋果公司總部的對面，建了一家自動化工廠。這家工廠就像一顆閃閃發光的寶石，設備經過精心配色，生產線全部高度自動化。

但很快蘋果就發現，喬布斯的高度自動化工廠無法根據需求來靈活調整并制造不同的產品，比如iPhone、iPad和iMac。它只能生產這一款電腦，無法通過改裝來制造其他產品。1992年，這家自動化工廠關閉。

如今近30年過去，事情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之后蘋果的做法也都很清楚了，它以外包制造業的方式，將蘋果的產品生產出來，并賣向了全球。而在這些外包工廠里，僅僅一部iPad的安裝，就需要325只手花費5天時間才能完成，目前來看，這是再精妙的機械手也無法完全替代的。

當下，能參與到全球最先進的產品制造，這種宏大的敘事方法，對于大多數年輕人來說，已經毫不具備吸引力了。與此同時互聯網的風靡，誕生了更多可供選擇的職業。送外賣、送快遞、拍短視頻、做B站up主，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從事這些更為靈活自由、相對有趣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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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崎是少數的堅持派，但他也不總是一往無前。他說自己也想過離開，尤其是看到過去的同學、前同事轉到了作息更規律的行業，有人還去了南方很快月薪過萬，而自己1個月都沒有休息一天的時候，“心態崩過”。

但這個踏實的年輕人也看到，作為在公司總部的工廠，歌爾在濰坊廠區附近開了幼兒園、建了商場、開發了樓盤、設立了定時公交，做了很多生活上的配套設施。除此之外，章崎也看重公司開辟明確的晉升通道、對員工的人文關懷，前段時間他剛剛升了職加了薪，盡管還遠遠不能跟互聯網這樣熱鬧的行業相比，但他感到有奔頭。

接下來，章崎想沉淀自己，學精技術。對于這份工作，他說：“我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五點半下班，突然有天這個時間下班就會覺得很空虛，有那么一點不踏實的感覺。工作已經不知不覺成為我生活的全部了。”

而制造業也到了必須變的時候。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高杲表示，中國在“十四五”期間將把重點放在提高制造業從業人員的收入水平、打造更多制造業就業新增長點。而在“十四五”期間力爭實現補貼性職業技能培訓超過7500萬人次。這意味著章崎將能看到更多的年輕伙伴加入自己的行業。

（應采訪對象要求，章崎、周巍、劉冬冬、汪磊磊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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