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潛伏》之中，除了余則成、翠平和左藍等正面人物之外，不怒自威的站長吳敬中，彪悍敏捷的馬奎，善于官場爭斗的陸橋山，業務能力超強的李涯等人，讓大家記住了軍統天津站。事實上真實的軍統天津站，比起《潛伏》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其規模也遠比《潛伏》龐大得多。
“近代看天津”，天津在近代中國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軍統天津站在軍統的系統之中，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軍統天津站設立于1932年10月，在抗日戰爭之中處于淪陷區，曾付出過巨大的犧牲和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1946年7月1日，軍統局改稱為保密局，軍統天津站也隨之更名為保密局天津站，地址位于如今的新華路36號。
據沈醉的《國防部保密局內幕》中記錄“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編制，是按國防部核定的人數分為甲、乙、丙三種，其中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為甲種站，編制為160人。安徽、貴州、新疆等為乙種站，編制為110人，而丙種站的編制只有60人”，因此，軍統天津站為軍統之中編制最大的甲種站。
天津站首任站長王天木，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王天木的體形適中，五官端正，渾身上下找不出任何的特別之處，非常適合其特工的身份，而且與戴笠有很深的交情，這也是他成為天津首任站長的主要原因。
在王天木出任天津站站長之后，天津站很快就在軍統之中脫穎而出，而且當時整個軍統在華北地區的重大行動，實際上都由王天木負責的，例如在北平刺殺漢奸張敬堯。
張敬堯是安徽霍邱人，北洋軍閥中的一個干將，卻于1932年投靠了日本人扶植的偽滿洲國。1933年初，就在日軍進逼北平、天津的時候，張敬堯攜帶700萬元經費，化名"常石谷"住進了北平的六國飯店，企圖招攬為日本人效命的漢奸。
蔣介石在得此消息之后，指示戴笠制裁張敬堯，隨后戴笠責成華北特區的負責人王天木、陳恭澍等人，立即解決張敬堯。
于是王天木開始奔波于天津、北平兩地，并在倉促領命的情況之下不辱使命，最終在5月7日凌晨，將張敬堯擊殺于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第二天，北平的各大報紙都刊登了一條新聞"巨商常石谷，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中遭刺殞命"，"常石谷"即張敬堯。
然而接下來的天津站便開始了多災多難了，先是老站長王天木被捕入獄，后是新站長王子襄半年不到意外身亡。
原來就在成功刺殺張敬堯之后，還來不及慶賀勝利便風波又起，最終導致了天津站站長易人。據說在刺殺張敬堯之后，王天木與天津站的行動隊員胡大虎去前門逛八大胡同，卻不想在青樓與他人發生沖突，結果胡大虎把對方給打死了，并將遺體裝到一個大箱子里棄尸荒野。
可沒想到有人將這婁子捅到了蔣介石那，結果蔣介石在大罵了戴笠一頓之后，胡大虎就地正法，王天木被判入獄。
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長為王子襄，然而就在天津站重建成功的時候，站長王子襄卻離奇死亡了。王子襄畢業于北平的協和醫大，其任職天津站站長時的掩護身份就是醫生，同時他還有一個愛好"試藥"，就是他拿自己做試驗，有時是服藥，有時是打針。
一天傍晚，天津站隊員吳萍發現王子襄已經倒斃于家中，他床頭的小凳子上擺著幾個小瓶子，旁邊還有一個玻璃針筒注射器。
于是天津站的站長再次出現了空缺，軍統內部一時也沒有合適的人選，只得由北平站站長陳恭澍兼職，期間一度由吳賡恕任站長。
陳恭澍是河北寧河人，綽號“辣手書生”，號稱軍統第一殺手，與王天木、沈醉等人被并稱為"軍統四兇"。此時的陳恭澍往來于北平、天津兩地，身兼北平站與天津站站長，正當他意氣風發，準備大顯身手之時，卻因為刺殺漢奸殷汝耕行動失敗而被關進了老虎橋監獄半年多。
然而就在陳恭澍入獄的半年多之中，北平站與天津站卻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在此期間，平津兩站的重要人物相繼被日軍捕獲，其中包括從北平站調任天津站站長的陳資一，由副站長升任北平站站長的周世光，以及"抗日殺奸團"的骨干成員數十人，直到1936年陳恭澍出獄復任天津站站長之后，軍統天津站才再次有所作為。
1939年初，戴笠令陳恭澍潛入越南河內刺殺汪精衛，天津站站長由曾澈代理。然而就在半年之后的9月27日，天津站站長曾澈因投敵的軍統上海區長王天木出賣（也就是天津站的首任站長），在天津市區河北大經路被日軍捕獲。
曾澈于1940年9月9日在北平慷慨就義，時年27歲，與他一同被捕遇難的還有天津站的骨干，抗日殺奸團的領導人李如鵬，時年24歲。自此之后，天津站幾乎處于癱瘓狀態，直至日本人投降。
軍統天津站的規模龐大，吳站長好李涯也是確有其人。抗戰勝利之后，戴老板親自到天津站視察，任命陳仙洲為天津站站長，1947年后由吳景中接任。
這位吳景中即《潛伏》之中吳敬中站長的原型，因其在天津解放前夕借故南逃，所以天津站的人員也是各自尋路逃命，只有李俊才（李涯的原型）率部分特務潛伏了下來，但天津解放之后，李俊才被我軍俘虜，軍統天津站至此才退出了人們的視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