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母親最后的日子里，我問她為什么要從農村嫁到城里來？母親很詫異地看著我說：“為了你倆（我和妹妹）比我這輩兒人活得好一點啊。”
母親年輕的時候，個子高高的，面色白皙，再煞的海風也吹不黑，用村里人的話說，就是“嘴一份兒，手一份兒”，能說能做。她的執念就是逃離農村，城市戶口成為她奮斗的初心，因為那時的城市戶口意味著生活從此有了保障。
我上小學的時候，翻開歷史書，看到幾千年前中國農民用的犁杖和放在倉房里姥爺犁地用的那個，幾乎一樣。那時農村的時光，就是這樣緩慢。今天和昨天，今年和去年，此生和前生，這一輩兒人和前幾輩兒人，過的日子都是差不多的。
農民像莊稼一樣，深深地長在土地里。“都是命不好”，遇上天災人禍，這是農民常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他們大多不愛講話，我幾乎記不起哪位親戚露出過喜氣洋洋的笑臉。農村城市化進程給了他們更多機會，但是太多的不確定性，又讓他們奔向城市的腳步充滿惶恐。身后逐漸荒蕪的家園，在回歸與逃離中成了一個漂泊的驛站。
2014年，國家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區別，從新聞里聽到這條信息時，母親已經去世15年。我在窗前，站了很久。母親一生奮斗的目標，已然變成了歷史書上的標本。然而在浩大而明滅的萬家燈火里，我更深地理解了，這不正是母親奮斗的意義嗎？所有為更美好、更平等的生活做出的努力，都是有意義而且值得尊重的。就像2020年，當我從一個鄉村走到另一個鄉村，親眼看到、親身感受到的那樣。
因為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2020年成為一個充滿巨大不確定性的年份，但中國決戰脫貧攻堅的決心是確定的。這是黨中央對人民、對歷史的莊嚴承諾。
受遼海出版社之托，我重新走進農村，特別是遼寧西部最貧困的山區。我想親眼見證中國大地上，這場史詩般的變化。
我看到大旱之年，農民面對絕收時痛苦的眼神，在阜蒙的丘陵山地，在泛著白光的太陽下，駐村第一書記面對枝葉泛黃的山里紅樹時的那種無奈；我看到凌晨四點鐘就下田勞作的繡娘，收工回來怎樣用彩色的繡線對抗上天的嚴酷，科研工作者如何用科技的力量實現與干旱的和解，非遺傳承人如何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為戰勝貧困爭取更多的可能；我看到在藝術家的努力下，古舊斑駁的院墻開始承載文化的重量；我看到國家的各種惠民政策如伏天急雨般撲面而來。當然，我也看到各種舊有的習慣、勢力、觀念成為脫貧攻堅路上的阻礙。我還看到年輕人因為村莊的變化而陸續回歸，他們滿是膠原蛋白的臉，因對幸福的篤定而讓人心生喜悅。看著他們，我不禁想起，母親逃離村莊的時候，是不是也這般大，是不是也有對幸福一臉篤定的表情呢？
原定的寫作結構一再調整，寫作線索也越來越多。駐村第一書記、非遺傳承人、建檔立卡貧困戶、農婦變身的繡娘、科技工作者、藝術家、詩人……來自各行各業的人，都投身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創造幸福生活的偉大實踐中。
這一切都在告訴我，中國農村這一場向富向好向美的變化，實在而深刻。而這一場沒有硝煙的脫貧大戰，因新冠疫情和多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又變得更加艱巨而復雜。但我們終將取得勝利。
通向幸福美好的路從來沒有坦途，也沒有終點。每一雙踩在土地上的腳，都是堅實的。我努力忠實地記錄我的所見所感，最大的憾事，是我的所見如此有限。
我寫上了每一個被采寫者的名字，你也可以完全忽略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是他們，他們又不是他們。他們只是中國戰勝貧困的國家行動中的一分子。而我記錄下來的，與他們付出的相比，又是如此單薄。
“上下同欲者勝”，我相信這句話。
文章作者：遼寧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 佟麗霞
編輯審核：遼寧出版集團宣傳工作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