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郭梓昊
凌晨2點，玉米地里一陣響動。
老高抄起鐵鍬和手電筒搜尋。強光打向漆黑的角落，地上滿是苞谷碎屑——野豬又來了。兩小時后，半片農田“被糟蹋光了”。
一只成年野豬，眼泛幽幽紅光站在不遠處。對峙之下，老高不敢貿然靠近，站在原地猛跺了幾腳，用隴南本地話厲聲呵斥了幾聲，“打野豬咧！”
野豬跑了，消失在夜色中。
甘肅省隴南市，一貫有“塞上小江南”的美譽。白龍江蜿蜒曲折，青山密林環繞，是野豬繁衍生息的天然寶地。
從農歷三月開始，土豆下種之后，野豬就開始到農田里拱種子；當小麥青苗剛長到10厘米左右的時候，野豬又來啃青苗；而到了夏秋之際，土豆、玉米等作物熟了，野豬們又成群結隊的下山“飽餐一頓”。“農民一年四季，天天都得防野豬”。
除了“霍霍”莊稼，野豬還傷人。
“太兇了，太兇了。”去年冬天，48歲的楊平德在路邊給房子打地基。一頭野豬沖撞而來，直接把他掀翻在地，又轉身將他死死壓住。“200斤的體重！還想劃破我肚子，我只能背過身去。”楊平德邊說邊拉起衣袖，展示野豬在他的手臂上留下的傷疤，近15厘米長。
楊平德手上的傷疤
被咬幾口后，楊平德不斷掙扎呼救。兒子聞訊趕來，抄起鐵鍬趕跑了野豬。老楊至今后怕：“如果兒子不來，我人就沒了。”
但人拿野豬沒辦法。
2000年8月，野豬被國家林業局列入三有保護動物名單，禁止捕獵和殺害。此后20年來，她們越發頻密地闖進寨子、堵住居民樓道，甚至在小學門口打起滾來。
不提捕獵，就算是驅趕，如老高這樣的農民，也多次被當地派出所告知“要有分寸”：“不要給打死咯，不然還得抓了（你）去。”
老高們不理解：“保護這些搞破壞的野豬成了義務，那我們農民呢？”
野豬噩夢
百度上有個野豬受害城市排名，隴南排第一。
“頭豬二熊三老虎”，是隴南民間流傳的一句諺語。對于常年耕作的農民來說，成年野豬群是最痛苦的噩夢。當地野豬體長在1.5-2米之間，有些比成年人還高；體重基本在200公斤左右，相當于一個日本相撲力士。
“她們晝伏夜出的，難預防得很，一晚就能糟蹋完幾畝耕地。”隴南三倉鎮，山坳與斜坡上，玉米桿子被攔腰折斷、苞谷散落一地，野豬留下的腳印比人還多，呈u字形、散亂地嵌進泥土里。
野豬糟蹋過的玉米地
二十年來，當地農民驅逐野豬的辦法五花八門。有時候，是提著燈敲鑼打鼓；有時候，是放一串鞭炮；晚上進山能聽見農民用錄音機循環播放的陜西老秦腔。內容從昔日的“山花花”，變成了“噠噠噠，野豬快跑”。
“這野豬，我們趕不走。”老高愁眉苦臉地抱怨。五花八門的手段雖然短時間里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過于耗時費力，另一方面，野豬們一旦確認這些手段沒有實質性危險后，依舊來去自如。
老高的遭遇算好的。
在隴南市第一人民醫院，49歲的尹克舉躺在病床上，傷口縫了三十幾針，目前仍有感染危險。因為下唇腫脹得說不出話，他只能用動作示意。
在醫院的尹克舉
7月24日早上8點，尹克舉伺候好80歲老母的起居，打算牽馬進山耕地，路上被“帶有利角”的野生動物襲擊了。在醫院開出的證明上，此次遇襲造成傷者“左面部開放性損傷”、“唇部多處裂傷”。
村民們認定，這事兒又是野豬干的。
“野豬傷人事件的起因，往往來自人類的主動攻擊或被動自衛。”隴南武都區相關部門負責人林真明稱，只有受到威脅時，野豬才會出于本能反抗。“進入攻擊狀態的野豬，奔跑起來相當于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獠牙頂到人身上，就是個血窟窿。”
在隴南市，野生動物傷人幾乎每年都有發生。據林真明介紹，僅2021年一年，隴南市僅武都區便發生野生動物（野豬、羚牛）傷人事件3起，造成1死2傷。自2016年有記錄以來，因野物造成受傷、死亡的，超過8人。
情緒引來對碰，當地村民一天多個電話，打爆了隴南武都區野生動物保護辦公室的固話，想以“除害”的名義狩獵野豬。
但這樣的愿望無法實現。
退耕還林
滿地狼藉中，老高挑揀著殘存的玉米粒和土豆，心涼了一大截。
這次，老高“看得不緊、運氣不好”，地里的收成算是黃了。隴南市武都區一家保險公司提供的數據顯示，近5年來，武都區因野豬損毀農作物的賠付款，僅玉米一項，便超過150萬元。
老高沒有買保險，只能默默承受。但據隔壁何家壩村的村民說，去年在下鄉干部的動員下，村民曾集體為自家莊稼投了保，“一畝6塊錢”。當地受豬害之后，村民也是自發統計上報，最終卻沒了下文。“我們這天高皇帝遠，誰管？”該村民說，“大部分人都沒拿到錢，就算有，也少得可憐，買種子的本錢都收不回來。”
老高心疼的站在自家的玉米地旁
和毀壞玉米作物相比，野生動物傷人的代價更小。2017年至今，隴南市武都區用于野生動物傷人補償的總款項，僅為106800元。這個記錄在冊的數字，只是冰山一角，更多人在遭遇野生動物襲擊后，不懂、也不知道如何為自己爭取權益，只能草草作罷。
隴南深山里，農民們幾乎都跟野豬打過照面。“數量多”、“破壞莊稼”成為他們描述野豬時的標準答案。但對于野豬真正的泛濫程度、損壞的莊稼面積以及賠償金額，隴南當地卻始終無法給出一個全面而準確的數字。
“野豬滿山遍野跑，我們也沒能估算具體數量。當地以山林為主，耕地被分得細碎，受損面積這些更是難以統計。”上述負責人林真明表示，想要說明野豬泛濫，目前仍缺少一個系統的論證和調查。
在他看來，農民口中的野豬“變多了”，更多是一種直觀感受。“究其原因，是野豬下山、與人交集的頻率變高了。”
“以前山上都種著莊稼，野豬就只在山上活動。這幾年退耕還林，野豬找不到吃的，就跟著人和耕地，一點點地下山了。”林真明解釋道，野豬下山也從側面說明近年來的環境保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野豬下山了
公開信息顯示，2014年至2021年，隴南市全面完成退耕還林108.9748萬畝。其中，栽植經濟林77.9748萬畝，占退耕總面積的71.6%。大面積地種植經濟林，改變了野豬所處的原生壞境，“七成的經濟林，大多種的是野豬不吃的花椒、核桃樹，加劇了她們下山覓食的幾率。”林真明分析。
這種說法并沒有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問起野豬泛濫的原因，種地的農民幾乎很少會想到環保上取得的勝利，仔細考慮后，他們得出了一致的答案：野豬多了，是因為獵人少了。
“獵人繳了槍，豹子、老虎全被關進動物園了，野豬在山里幾乎沒了天敵，還不泛濫？”在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種群調控委員會主任助理王海濱看來，因為人類的保護、天敵減少，才導致了野豬種群數量激增。
他舉了個例子，2010年時全國有野豬150萬頭，其中隴南占了60萬。而這些野豬一年下兩窩，一窩7、8個，繁殖能力極強。“這種情況下，我們又進行了二十一年的保護，如今種群數量失衡肯定是正常現象。”
躲在車里的老高，深夜與野豬“斗智斗勇”
“目前國內已經不存在一個純自然的生態系統了，人類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實際上改變了自然的生態鏈條”。王海濱認為，作為食物鏈的頂端，人類在扮演主角的同時，還要負起相應的責任。“面對不斷激化的人豬沖突，可在進行一定容忍度調查后，成立狩獵隊，對野豬種群進行適度的調控，也就是所謂的‘汰獵’。”
6月11日，隴南市武都區下發野豬捕獵試點公告，稱當地野豬損害莊稼嚴重，正在組織成立狩獵隊，全區計劃捕獵野豬600頭，試點期間捕獵200頭。
當地農民似乎看到了希望。
狩獵隊難產
從7月開始，32歲的李挺每隔一段時間就去區里了解狩獵隊的成立進展，每次都被告知“還在籌備中”。
李挺從小生活在山區，8歲跟著爺爺打獵，14歲時自己外出接活。在獵槍管制還沒收緊的年代，野豬是爺孫倆槍口下的獵物。1996年，國家實施槍支管控法，家里的幾支老獵槍被收走，17歲的李挺拿起鋤頭下了地。
二十年里，丟掉獵槍的李挺，拿野豬沒辦法。“我們寨子原本有兩千多口人，因為野豬作亂，不敢耕地，60%的勞動力一年到頭都在外面打工。”
田里的稻草人已經無法對野豬形成威懾，而真正的人則被野豬擠走了
狩獵隊遲遲沒消息，李挺有些著急，捕獵野豬的事兒，又這么算了？
實際上，隴南市已在7月宣布進入集中捕獵階段，各縣區制定實施辦法，全市范圍內開展野豬捕殺行動。但實際執行中，問題不斷。“由于槍支彈藥管控和資金周轉問題，目前組建捕獵隊，確實有一定的困難。”當地林業局的相關人員解釋道。
“打野豬需要獵槍，但槍支證明始終卡在公安手里。無論林業局發多少狩獵證都沒用，問題的關鍵還需要政府內部協調。”王海濱進一步解釋稱。
從真槍實彈的獵人，到拿著木頭槍的稻草人
即便狩獵隊能成立，也很難進入良性循環。“配齊人員、槍支、日常開銷等各方面，組建一支20人的捕獵隊，一年至少需要上百萬，但捕獵野豬本身幾乎不產生收入，財政相對困難的市縣難以負擔。”王海濱說。
對此，王海濱提出了一個想法：將已成立狩獵野豬的隊伍進行市場化運作，去承包政府的服務，加入到全國各地的豬害整治。但這又涉及了另一個問題，捕獵的槍支流動該如何管控？
誰買單？
難產的狩獵隊背后，是更廣泛的的人獸沖突議題。
2021年7月，云南網紅象群一路逛吃，在普洱市大開河村傷人，致1人遇難；同年5月，四川省甘孜州理塘縣的一名藏族村支書被野豬襲擊身亡；南京城內，僅2021年，便出現了20頭野豬在鬧市狂奔……城市與野生動物活動區域的界限，逐漸模糊。
四川農業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嚴中成，研究人獸沖突一年，期間走訪了四川巴中、雅安、廣安等人獸沖突高發地。在他看來，“致害賠償是治理‘人獸沖突’的主要方式之一，即在損失后通過購買的保險或由政府部門直接定損后賠償。”
誰為“野生動物致害”買單？首先要明確責任主體。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受保護的野生動物造成人員傷亡、農作物或者其他財產損失的，由當地人民政府給予補償。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
“上述法律條文中的‘當地人民政府’是模糊的責任主體，到底是哪一級政府，沒有明確。實施過程中，責任一級推一級，最終只能不了了之。”嚴中成表示。
野豬不會主動傷人，只是想吃飽
2021年，人民網的領導留言板塊上，有西和縣洛峪鎮石景村村民反映稱，野豬成群毀壞小麥，致多戶村民小麥大面積毀壞，望給予重視和賠償。
當地縣政府回應稱，由于野豬損毀農作物現象在林區相當普遍，如果對野豬損毀農作物造成的損失進行全面認定補償，工作難度極大，無法落實補償資金，只能以人為防范，以減少群眾損失為主。“經咨詢我國人壽保險公司，野豬毀壞小麥也不在賠償范圍。目前，還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除此之外，各地政府曾嘗試與保險機構達成合作，開展野生動物致害保險業務，俗稱“野責險”。但因缺乏長期盈利點，“野責險”發展舉步維艱。
“保險公司需要專門的人、有周期性地到現場去定損，無形中拉高了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賠付金額過高，目前賣野生動物致害保險，保險公司往往都是虧損狀態。”嚴中成稱。
推出“野責險”，賠付金額遠大于保險費。《半月談》2017年一篇報道披露顯示：普洱市江城縣2015年安排70萬元購買野責險，保險公司最終賠付249.05萬元。“保險公司賺不了錢，承保動力就很小了。”
“從現實情況來看，目前野生動物致害成本，主要還是由受損主體也就是農民自己承擔了。”嚴中成表示，若從野生動物產權歸屬來看，野生動物致害成本理應由全民共同買單，而具體的落實責任則由各級政府實施。
“忽視其她利益相關者，會讓他們覺得自己不如野生動物重要。”嚴中成強調，在人獸沖突中，利益受損更多的是“窮人”——如何解決這種權利和義務的不平等，至關重要。
野豬在前進，而人在后退。收拾完地里的玉米，農民老高決定把自家的地撂荒了。“就種點野豬不吃的青草，平時喂喂牛羊。”老高指著遠處光禿禿的山坡，“這半山腰，近一半的地都荒了”。
（文中林真明、李挺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