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喬治·斯坦納生前撰文：理解我們文化之中的荒蕪
2月3日，著名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在英國逝世。1967年，他在代表作《語言與沉默》中發問，偉大的藝術是否有可能與野蠻和邪惡并行？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藝術最理想的催生環境難道是極權社會？
編者按：
本文節選自喬治·斯坦納的《語言與沉默》，由世紀文景授權刊發。1967年，斯坦納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語言與沉默》。斯坦納在這本書里思考大屠殺與藝術、語言等的關系，還試圖從神學的角度給出更具雄心的回應。英國批評家詹姆斯·伍德認為這不是一種純粹的文本批評，而是直接面對文學藝術中時常出現的虛偽，并試圖撕破它。
撰文 | 喬治·斯坦納
我無法接受這種輕描淡寫的安慰：大屠殺只是德國現象，或者說，只是某個極權獨裁者引發的不幸。蓋世太保退出巴黎僅十年，伏爾泰的同胞就在同樣的監獄中蹂躪阿爾及利亞人和持有異議的法國人。古典人文主義的大廈，激活著西方社會的理性之夢，幾乎已經崩潰。對于文化進步的觀念，天賦理性的觀念——自古希臘就存在，在馬克思的烏托邦式歷史主義和弗洛伊德的斯多葛式威權主義（兩者都是希一羅文明的新近先驅）中仍然非常有效——人們不再抱有信心加以強調。科技時代的人類，成為易受政治仇恨和施虐暗示控制的生靈，其活動范圍正可怕地逼近毀滅之境。
在思考文學、教育和語言的時候，如果似乎什么重要的東西都沒有發生，也沒有挑戰我們對這些活動的觀念，那么這樣的思考在我看來不切實際。閱讀埃斯庫羅斯或莎士比亞（更別說“教”他們）的時候，似乎這些文本、這些在我們生活中的權威文本，完全與新近的歷史無關，這樣的閱讀雖然巧妙，但無知得有害。這并非意味著對“現實關聯性”任意或新聞報道式的測試；這意味著我們要盡量嚴肅對待偉大藝術得以傳承的神秘奇跡，盡量嚴肅地從我們自身的生命中給出答案。
《語言與沉默》
作者：?[美] 喬治·斯坦納
譯者：李小均
版本：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我們是大屠殺時代的產物。我們現在知道，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可以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會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要說他讀了這些書而不知其意，彈了這些曲而不通其音，這是矯飾之詞。這些知識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對文學和社會產生影響？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對從柏拉圖到阿諾德的時代幾乎成為定理的希望一一希望文化是一種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夠轉化為行為力量、產生影響？那些公認的文明傳播媒介（大學、藝術、書籍），不但沒有對政治暴行進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經常主動投懷送抱，歡迎禮贊。為什么會這樣？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勢和非人化的誘惑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尚不為人所知的紐帶？是不是在文明內部生長出來的那種十分厭倦和過度抽象的觀念，為野蠻的肆虐鋪就了道路？本書不少篇幅都試圖圓滿準確地回答這些問題。
就方法論和范圍而言，我追求的目標與文學批評不同。我完全清楚這些文章的缺陷，但我希望它們暗示出要建立一門“語言哲學”的目標。如果我們希望更深地理解我們文化中作為特殊遺產的荒蕪部分，更深地理解那些已經暗中削弱的東西、那些或許能夠恢復對現代社會進行洞察的資源，那么，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建立那樣一門語言哲學。按照萊布尼茨和赫爾德的理解，語言哲學必將轉向對文學的悉心研究，但是語言哲學將必然讓文學處于更大的語義、形式和符號交流的結構之中。語言哲學將按照維特根斯坦所指，將哲學視為最為審慎：情況下的語言，拒絕想當然。語言哲學還要尋求人類學的幫助，證實或修正其他重要文化和結構的證據（我們明顯以為我們是特殊的中心，我們該如何從這幻象中“退回” ？）。語言哲學對于現代語言學的假定既有興趣，也會警惕。許多一度活躍于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中的人才現在轉向了語言學。文學和語言學密切相連，這早已為詩人所知。雅各布森（Romanjalcobson)認為，“隱藏于語言形態和句法結構 (簡單點說，即語法的詩歌）與文學作品（即詩歌的語法）中的詩學資源，不大為批評家所知，大多為語言學家所忽視，但卻被有創造力的作家熟練掌握。”語言哲學的目的就是要理順它們之間的關系。總之，帶著與生俱來的驚奇（這種驚奇習慣性地在文學批評和學院派文學研究中缺失），語言哲學將回到這個事實：語言是人獨特的技藝；只有依靠語言，人的身份和歷史地位才尤其顯明。正是語言，將人從決定性的符號、從不可言說之物、從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來。如果沉默將再次蒞臨一個遭到毀滅的文明，它將是雙重意義的沉默，大聲而絕望的沉默，帶著詞語的記憶。
撰文?| 喬治·斯坦納
編輯 | 董牧孜，宮照華，校對?|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