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電影人⑨丨高鳴：“南方”背后有中國電影的新思潮
從江西到北京再到深圳，從設計師到電影導演，高鳴把自己的閱歷放進了電影《回南天》。在他看來，南方不僅作為一個地理坐標存在，更具有一種文化意義的象征。近年來，“南方”漸漸成為一種新的電影思潮出現，事實上代表電影人去中心化的愿望和地方意識的崛起。
撰文丨余雅琴
離經叛道的“中年危機”
在前不久的鹿特丹電影節上，中國導演高鳴的電影《回南天》全球首映，引起了業內的關注。這部電影，是這位中年人的第一部大銀幕作品。在此之前，他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業內資深的設計師。
據說，現場有位法國的制片人對他說，“你的電影讓我想起了尤奈斯庫的戲劇《犀牛》，電影看起來是從現實提取素材，但總在不經意處給我荒誕感。”在高鳴看來，現實而荒誕，也許正是“南方電影”的魅力。
高鳴是江西客家人，自小喜歡美術，后來考上了美術院校。本來想去北京追求藝術夢想，見識過圓明園“畫家村”的狀況，知道獨立藝術家的艱辛，他們在最困難時吃飯都是問題。當時趕上深圳大發展，高鳴告別自己的老師，心想先去深圳掙錢，等有錢了再回北京畫畫。老師到底是過來人，告訴他去了深圳恐怕就不會再回來了。
導演高鳴。
果然，高鳴接觸到了中國最早的平面設計展覽，迷上了這個新鮮事物，也迷上了萬象更新的深圳。轉行之后，他如愿進入夢想中的設計公司，結婚生子，一步步奮斗，有了自己的產業……如果不是“中年危機”的到來，他的人生幾乎可以說是“深圳夢”的現實樣板。
高鳴是喜歡深圳的。在他看來，這座城市有種平等的精神，也能給努力的人以機會，這是一個適合創業的地方。高鳴和妻子奮斗多年，創辦了自己的公司，陷入到了無休止的事務中。在公司和家庭的夾縫中，他感到時間的流逝很快：以前曾經拍攝的一些紀錄片素材，也沒有機會再拿出來剪輯。直到前幾年，事業遇到一些阻礙，上了快車道的人生又慢了下來，難免陷入到另一種沮喪的情緒里。
對于很多人來說，度過中年危機的方式，也許是默默承受，也許是離經叛道。高鳴選擇用拍電影的方式，回溯自己的人生。《回南天》的故事，是他在一段比較失意的時期里，一邊釣魚一邊想出來的。人們也許很難想象在城市的中心，有這么一片空曠且無人的廢棄公園。身處其中，高鳴突然感覺，自己被空間召喚出來的情緒所震懾。
業余電影時代：盜版碟和獨立電影
高鳴和獨立電影圈的緣分很深。當年還在設計公司工作時，他接觸到了電影，并很快迷戀上了“淘碟”。廣東是中國盜版碟的重要生產基地，數不清的電影碟片充斥著市場。只要愿意，什么樣電影都能找到。像很多資深影迷一樣，高鳴迅速入坑，開始了電影的自我教育。
沒多久，高鳴成為了早期民間放映社團之一“緣影會”的會員，見證了中國獨立電影最野生和蓬勃的時期，第一次看到了賈樟柯的《小武》。“原來電影還可以是這樣的”，他感覺神經被刺激得興奮起來。隨即，添購了一臺家用DV，總想著拍些自己的東西。
在淘碟的過程中，高鳴認識了一個賣盜版碟的小伙子，外號叫“排骨”。據說，深圳的影迷都曾經在這個人手里買碟。“排骨”自己只喜歡看《馬大帥》，卻憑借一本書對藝術電影如數家珍，不時還可以根據顧客的選擇推薦電影。高鳴覺得這個人有意思，就拍了一個紀錄片《排骨》，被譽為中國盜版碟興盛往事的難得見證。
2006年，《排骨》參加了第3屆中國紀錄片交流周；2007年，再度參加了“云之南”紀錄片雙年展等活動，結識了一批在中國獨立電影歷史中留下聲名的前輩。回想那個時代，高鳴深有感觸：那是一個所有人可以自由交流的年代。他回憶在北京參加影展，第一次見到栗憲庭、吳文光這些“傳說人物”，大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討論藝術和電影，形成了一個自由的“烏托邦”。
紀錄片《排骨》截圖。
返回深圳后，高鳴興奮得開始自己創作劇本。他想起一位多年前熟悉但已經失去聯系的朋友，想要再去尋找卻得知對方已經離開深圳，不知所蹤。據此靈感，高鳴創作了劇本《白墻》。
有朋友看完劇本后甚是喜歡，在他們的資助下，花了十幾萬拍攝出來。拍電影的過程并不容易。高鳴發現，自己對拍電影還停留在概念階段，整個劇組也處于業余和半業余的狀態。攝影師問自己如何走位，高鳴只好反問走位是什么，讓對方跟著感覺走……
片子拍完后，高鳴覺得和自己想象中的電影出入太大，加之生活境遇的改變，拍劇情片的嘗試算是告一段落，只是留下了一個電影夢，時不時地牽繞著自己。那些年來，高鳴逐漸養成了隨時拍點東西的習慣，從攜帶DV到數碼相機，日積月累地積壓了不少素材。“這些要是剪輯出來，也有好幾部片子呢。”他無不遺憾地說。
“我的電影是現實透過心底生成出來的幻象”
《回南天》是一部具有南方氣質的電影。在深圳生活多年，高鳴把自己的日常見聞雜糅進去，虛構出了兩男兩女的電影故事。來深圳打工的一對情侶，和他們各自偶然遇見的神秘異性，發生了不可名狀的愛情故事。初看之下，會以為這是一部關注底層的現實主義電影；再往后觀看，才會發現并非如此：這部電影，并非試圖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意欲營造某種氛圍。
高鳴把自己的私人記憶帶進了主人公的電影世界：他從小喜歡美猴王，就設定主人公是學戲的“美猴王”，一身功夫無處施展，只能做個公園的保安，四處游蕩；有段時間，他總是看到對面窗戶的女孩跳健美操，后來聽說對方可能被人包養又被拋棄，他便設定了一個類似氣質的女孩角色，在電影里如同“幽魂”般游蕩……
《回南天》彌漫著一種神秘氣息。
“回南天”，通常指每年春天氣溫開始回暖而濕度開始回升時的南方特有天氣現象。那是一段時間陰晴不定又極為潮濕的日子，也符合高鳴對自己電影那種“濃得化不開”的曖昧的具象化描繪。
《回南天》的開場，悶熱的氣息便撲面而來：居住在城中村的無聊男孩，對著墻壁自顧自打乒乓球，女孩在蚊帳里百無聊賴，接著是情侶之間的長久對峙和無言……這部電影的對白很少，主人公像被某種低氣壓所籠罩，展現出非常生活中的特有張力。盡管電影無意展現生活的苦難，但通過人和空間的互動，隱約表達出了精神性的關懷。
在《回南天》的男男女女身上，很容易看見王家衛或侯孝賢、蔡明亮的影子，這在日益興盛的“南方電影”中并非孤例。在遠離政治中心的南方，這種電影既可以被看做“迷影”的模仿和致敬，也可以被看做某種自覺生發出來的文化意識。
“南方”的背后：
去中心化的愿望和崛起的地方意識
近年來，“南方”不僅僅作為一個地理坐標，而是作為一個概念，被植入于電影的創作之中：電影打破了過去以北京為中心的壟斷勢頭，地方意識在電影創作中逐漸抬頭；不僅電影故事發生地遠離北京，精神氣質也與過去不同，因而媒體制造出“南方新浪潮”、“杭州新浪潮”等新名詞。拋開這些帶有噱頭意味的話語，這種命名的背后蘊含著一種真實的情緒：去中心化的愿望和地方意識，正在中國電影創作者群體內滋生出來，愈演愈烈。
《回南天》海報。
過去，我們不能想象一位劇情片導演，生活在遠離電影工業中心的地方。但在當下，這似乎并非難以克服之事。不僅如此，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南方的地域文化正日漸生發出某種獨立性，并通過新一代導演的作品表達出來。也許，高鳴很難被形容為“青年導演”，但他的作品和此前我們關注的新導演一樣，關心個體命運的同時，努力進行著形式化的探索。
在高鳴看來，所謂“南方”，不同于“北方”的光明闊大，而是具有某種神秘性和靈動性。南方，既可以是地理的實指，也可以是概念的象征。在他看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也可以是“南方電影”，因為它具有一種非人力的神秘性。這些電影并非寫實主義，更像是講述別人的故事，實則全是極為個人的表達。
或許，這也可以被看做“南方新浪潮”的特點之一：沒有聲嘶力竭的吶喊，也沒有斬釘截鐵的篤定，在難以捉摸、不可名狀的曖昧中，反而更能夠把握時代的律動，或者更容易捕捉城市化進程中的人的精神狀態。
在采訪的過程中，高鳴有句話令人印象深刻：在深圳，除非是非常親密的朋友，大家都有很強的界限感。這種界限感，正是城市生活所帶來的：越是城市化程度高的地方，越是如此。高鳴把握住了深圳的人情，《回南天》正是對此的具象化表達。
中國幾十年的發展，與農村的瓦解和城市的興起有關。在創造奇跡的同時，也飽含著失落。這種失落，既伴隨著文化意義的失落，也伴隨著情感意義的失落。高鳴也幾次談到自己觀看《東京物語》的感受：父母老了，田園將蕪。
近些年來，中國電影的關注場域，從上世紀的農村一步步挪向城市，從群體的命運到個人化的表達。地方意識，正是在這種變化中逐漸形成的。觀看著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電影成長起來的一代中國人，從前向往其中的都市氣息，而現在這種華麗的“世紀末”的情緒正向我們襲來，成為一種21世紀新的癥候群——個人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都市病癥。
孤獨和失語纏繞著我們，無處訴說，或無法訴說。在《回南天》里，有一種引而不發的批判：個人生活真的和現實無關嗎？在拍完《回南天》的第二天，電影里的那個廢棄公園就不再讓人進入，據說會改造成一個新的CBD中心；電影中的另一處外景地——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也面臨著拆遷。這些外景地的變遷，都鮮明而激烈地寫照著城市的問題。
而這，正如高鳴所說的那樣：自己的電影，是私人化的；但鏡頭捕捉到的東西，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作者丨余雅琴
編輯丨楊司奇
校對丨李銘
